广义的岭南包括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香港、澳门，狭义的岭南文化主要指广东文化。从广义上看，十年来，海南作家韩少功出版了《日夜书》《修改过程》《革命后记》《人生忽然》，孔见著有《海南岛传》。广西则有东西的长篇小说《回响》《篡改的命》，田耳的《天体悬浮》《长寿碑》《金刚四拿》等，凡一平的《上岭村的谋杀》等，朱山坡的《懦夫传》《荀滑脱逃》等，李约热的《人间消息》《景端》等。香港代表作家有董启章、葛亮、周洁茹、程皎旸等人，董启章有《爱妻》，周洁茹有《在香港》《到香港去》《岛上蔷薇》，程皎旸有《危险动物》。澳门作家袁绍珊近作有《拱廊与灵光》《爱的进化史》。鉴于广东文学在岭南具有代表性，以及笔者对广东文学的熟悉，本文的岭南文学以狭义的广东文学为中心。李怡在《“地方路径”如何通达“现代中国”》中指出：“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，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，许许多多的‘地方路径’，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‘中国经验’……地方经验始终存在并具有某种持续生成的力量，而更大的整体的‘大传统’却不是一成不变的，‘大传统’的更新和改变显然与地方经验的不断生成关系密切。”十年来岭南文学是如何走出其“岭南路径”的？

　　文学中的岭南

　　近十年广东籍的代表作家，在纯文学方面有“40后”刘斯奋、林贤治；“50后”郭小东、筱敏、张梅、叶曙明、马莉、唐德亮；“60后”陈陟云、世宾；“70后”黄礼孩、厚圃、黄金明、刘迪生、洪永争、彤子（蔡玉燕）；“80后”林棹、陈崇正、林培源、陈诗哥、陈再见、唐不遇；“90后”路魆、梁宝星、索耳等。“70后”的葛亮是广东省作协会员、广州市作协副主席，所以本文把他归入广东作家队伍，也无不可。网络文学方面，则有阿菩、玄雨、求无欲等。但是，我们遗憾地发现当下的广东籍作家，就其深度和影响而言，暂不如中国语言文学学术界的广东籍学者，如饶宗颐、詹安泰、罗宗强、杨义、洪子诚、陈平原、温儒敏、方汉奇、吴承学、饶芃子、林岗，诸如此类，都是举足轻重的学者。

　　广东籍作家只是一种身份，而要探讨十年来广东文学的“岭南路径”，还需要了解以岭南为题材的广东文学，这已经不局限于广东籍作家，而是涵盖在广东进行创作的所有作家。

　　近十年以岭南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为数不少，可见广东作家对岭南的关注甚至热爱，毕竟，这涉及作家所处的文化场域与生存体验。这些创作大概可分为几类：一是以岭南乡土为题材。如葛亮的《燕食记》、林棹的《潮汐图》、陈继明的《平安批》、吴君的《晒米人家》、郭小东的《铜钵盂》、陈崇正的《半步村叙事》、洪永争的《摇啊摇，疍家船》《浮家》、厚圃的《拖神》、盛琼的《光阴渡》、林培源的《小镇生活指南》、梁宝星的《金属婴儿》、钟道宇的《紫云》《仙花寺》等小说，林贤治的《通往母亲的路》、熊育群的《双族之城》、林渊液的《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》、杨芳的《守河者》等散文。另外，魏微的小说《沿河村纪事》虽是以广西为背景，却也是广义的岭南乡土题材。

　　二是以岭南都市为题材。如邓一光的《如何走进欢乐谷》《离开中英街需要注意什么》、吴君的《华强北》、张欣的《千万与春住》《黎曼猜想》、盛可以的《女佣手记》、蔡东的《月光下》、南翔的《老桂家的鱼》、王威廉的《你的目光》、陈再见的《出花园记》《回县城》、盛慧的《闯广东》、彤子的《陈家祠》、王十月的《人罪》、阿菩的《十三行》等小说，郑小琼的《女工记》、杨克的《杨克的诗》《精神地图》等诗集，曾平标的《中国桥》、陈启文的《为什么是深圳》、丁燕的《工厂女孩》《低天空：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》、杨黎光的《横琴》、叶曙明的《广州传》、黄国钦的《潮州传》等报告文学，彤子的《生活在高处——建筑工地上的女人们》、塞壬的《匿名者》《沉默、坚硬，还有悲伤》《无尘车间》等散文。

　　三是以岭南人物为题材。如熊育群的《钟南山：苍生在上》、杨黎光的《脚印——人民英雄麦贤得》、刘迪生的《大河之魂：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》等报告文学。

　　岭南作家，无论是否广东籍，他们所处的文化场域与生存体验，影响了其文学创作，这是“岭南路径”的外在层面，而在此基础上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书写岭南，以许许多多的岭南故事、岭南人物、岭南风格、岭南精神，构成了对岭南的再生产，对岭南的活化与再造，这是“岭南路径”的内在层面。在此意义上，地方生产出文学，文学也生产出地方，二者相辅相成，交织互渗。

　　岭南的文学

　　“岭南路径”不只指涉“文学中的岭南”，也指涉“岭南的文学”。前者主要是就作家身份、书写内容而言，后者则在整体上，主要指向岭南文学的新收获和影响力，二者合起来，才构成完整的“岭南路径”。其实，写不写岭南（地方），并非“岭南路径”（地方路径）的必经之路，有的作家的创作甚至刻意与生存环境、生活体验保持距离，而注重更为内在的生命体验、历史思考与存在叩问，注重视角、语言、形式、叙事的突破，这种更为独立的“个人路径”，才是一个作家所应开拓的。毕竟，文学首先体现为“个人路径”，然后才逐渐形成“地方路径”，“个人路径”才是更为关键的，如果一个作家创作了不少地方题材的作品，但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、独特体验、独特构思，那么，这时候“地方路径”对作家无疑是一种障碍，使他无法跳出具体的地方去审视更为广阔的世界与历史，无法去挖掘更为深刻的存在内涵，无法进行更为独特的美学创造。所以，有时候抛开所处的地方，书写遥远的地方，甚至抛开具体的地方，虚构虚无之境，却赋予了作家一种创作的自由与独立。例如郭爽不写广东，而以贵州家乡为题材写作了系列小说；王威廉也很少写广东，而以思辨性对荒诞存在进行书写；庞贝不写广东，创作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悬疑小说，等等。

　　就十年来的岭南文学而言，传统的几大文体，诸如在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方面都收获颇丰。

　　十年来的岭南小说，体现了岭南文学的新收获和影响力。主要有三类，即都市题材小说、军事题材小说和科幻或荒诞小说。首先是都市题材小说。葛亮的《飞发》写的是一个关于港式飞发与沪式理发的文化碰撞交流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“头发”与人生的故事。在父子两代人那里，在不同的场域，头发已不仅仅是头发，更隐喻着香港文化的混杂，时代的变迁与心灵的变迁。更为特别的是小说的结构与考据，葛亮运用学者的思维对“飞发”的传统进行细密的考据，并将考据运用于小说的结构之中，尤其是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的偶数章节，都是关于“飞发”传统的考据，如《楔子：“飞发”小考》《贰：“飞发”暗语》《肆：有关“三色灯柱”的典故》，继而将考据与故事交织，让《壹》《叁》《伍》《柒》《尾声》等奇数章节构成完整的故事章节，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跳转，在学术与文学之间跳转，在貌似无情、不动声色的考据章节之后，进入了包含情感体验的故事章节。换言之，这是关于“飞发”的知识与情感的故事，与“飞发”知识对应的是考据，与“飞发”情感对应的是故事，如此，就将“飞发”的形而上层面与形而下层面打通，而这种在考据与故事之间的“移动”，暗中隐喻了香港“新移民”在过去与现实之间的“移动”，无形中体现了香港文化的混杂特质，也折射了“多情却被无情恼”的存在哲理。

　　军事题材小说方面，岭南文学的新收获有邓一光的《人，或所有的士兵》，熊育群的《连尔居》《己卯年雨雪》，庞贝的《乌江引》，这几部小说都下足了考据的功夫。邓一光的《人，或所有的士兵》有三点创新：一是题材创新，以香港十八日保卫战为焦点；二是空间创新，聚焦于日军设于丛林中的D俘虏营，这是不同于一般的战场空间的鲜为人知的战争空间；三是叙事创新，以战后法庭审判的方式结构这部长篇小说，设置了一种众声喧哗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。熊育群的《己卯年雨雪》以1939年长沙会战、营田屠杀为背景，主人公祝奕典夫妇和日兵武田夫妇在战争之前，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区别。但战争来临，这一切急剧变化，两对毫不相干的恋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，小说写的是祝奕典与千鹤子之间仇恨与宽恕的故事。该小说非常注重细节，熊育群为此查阅了大量书刊，一方面使得小说具有战争的真实，另一方面却又具有人心的真实。前两部小说关注抗战，庞贝的《乌江引》则关注长征。该小说聚焦于长征中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力量，即以“破译三杰”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。他们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的敌台信号，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所有密码情报，为红军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、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而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情报却一无所获。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范例，这是部以其新题材、紧张感与专业性胜出的作品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　　在科幻或荒诞小说方面。岭南文学的新收获有王威廉的《野未来》、陈崇正的《黑镜分身术》、吴岩的《中国轨道号》、庞贝的《独角兽》、黄惊涛的《引体向上》、王十月的《如果末日无期》等科幻小说，也有王威廉的《倒立生活》《没有指纹的人》、陈崇正的《半步村叙事》、路魆的《暗子》、梁宝星的《金属婴儿》等荒诞小说。客观而言，科幻是另一种现实，是用科幻的形式表述现实体验与现实思考。与此同时，科幻也是一种荒诞，这种荒诞来源于对现实的幻想或幻象。但是，创作科幻小说，也需要有专业支撑。吴岩的科幻小说《中国轨道号》就表现出一种专业性，但如何在专业性之外呈现更宽阔的现实思考、更深入的人性挖掘、更巨大的历史隐喻、更新颖的形式与人物的创造，甚至对未来科学的想象，应是科幻小说作家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。

　　广东的诗歌氛围十分浓郁，多次举办广州新年诗会、诗歌音乐会、诗歌节、诗歌周、民间诗歌奖等，诗歌群落也较多。岭南诗人的独立性或民间性很强，如东荡子、陈陟云、世宾、马莉、郑小琼、黄礼孩、梦亦非、嘉励、林馥娜、冯娜、凌越、杜绿绿、陈会玲等。马莉曾一语中的：“大诗人是忧患深重的，而小诗人多是享乐、逐利与苟且的。在诗歌的书写活动中，我尊重他人的选择，我从不用内心的尺度去衡量他人，我只衡量自己。”（见《星星·诗歌原创》2021年第1期）

　　此外，十年来岭南文学中的报告文学或非虚构作品收获不小。不仅有李兰妮的报告文学《野地灵光：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》，这是她继2008年《旷野无人：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》之后的重要收获；还有陈启文的报告文学《命脉——中国水利调查》《袁隆平的世界》《大河上下：黄河的命运》等，这是他在《共和国粮食报告》之后继续努力前进的见证。另外，还有熊育群的《钟南山：苍生在上》《第76天》，叶曙明的《广州传》，以及上面提及的曾平标、丁燕、杨黎光、刘迪生、西篱等人的报告文学。当然，也不能忘记黄灯的非虚构作品《大地上的亲人》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等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无论是“文学中的岭南”还是“岭南的文学”，都是从“岭南路径”（地方路径）入手，而不只是着眼于“岭南路径”（地方路径）。因为岭南文学一般比较传统，走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路线居多，所以有必要超越“岭南路径”，进入更为内在的个人路径、更为广阔的存在路径、更为新颖的形式路径，以此开拓世界眼光。